致用之期，必在壮年，过幼则稚，过老则衰。日本小学六年、中学五年、高等学校三年、大学三年或四年，约二十三、四岁亦可大学毕业，在各国中为最久。日人提议去高等学校已非一日。我国定章，则初等小学五年、高等小学四年、中学五年、高等学校三年、大学三年或四年。七岁束发受书，即成绩优良、永不留级，非二十七、八岁不能在大学毕业。出以任事，将三十矣。……我国之人，三十卒业，六十休职，任事之期，相差之半是。以鄙意言之，则今日学制，当改为初等小学三年、高等小学三年、中学五年、大学预科一年，本科三年或四年。”（注：《教育杂志》第一卷，第一期。）正是在诸如此类意见的影响下，民初的学制比清末学制的修业年限有所缩短。
在吴汝纶于1902年赴日考察教育回国后整理的《东游丛录》中，曾记叙日本友人向他力说女子教育的必要和重要性。“国础之道，在于育英。育英之方法不一，大设学堂，虽谓良法，抑亦末也。欲获人才，须造良家庭，欲造良家庭，须造贤母。贤母养成之道，在女子教育而已。故曰：国家百年之大计，在女子教育，无他，是教育之根本，而实巩固国础之法。”（注：吴汝纶著：《东游丛录》，第2、3页。）吴汝纶的《东游丛录》后来成为清末民初新教育的主要指导思想之一，其对女子教育的影响是可以想见的。
另外，受日本教育影响较深的罗振玉对女子教育也积极加以倡导。他说：“国民之中，女子居半数，若教育不及女子，是隐去国民之半数矣。况女子不读书，必昧于家庭教育，而此半数之男子，已于幼龄中经此不谙保育法之慈亲，为种孱弱之病根，后来教育虽极完全，已有不可挽回之势矣。故必破除惯习，开女子教育。”（注：《教育私议》，《教育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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