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国官民均不得稍有袒护”（注：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一册，第56页。）。但正是因为英国以中国禁烟才发动了鸦片战争，战后中国还要承担烟价赔偿；更由于战后外国在华确立了领事裁判权制度，即便是外国的鸦片贩子也置于该特权的保护之下。使得上述条约规定成为具文。1842至1858年间，中国官方的禁烟政策是：禁内不禁外，以禁止国人吸食来抵抗鸦片的输入。本源不靖，律法不一，自然不可能有任何效果。
二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列强虽未取得鸦片输华合法化的特权，但在整个不平等条约制度的庇护下，鸦片*却由秘密走向公开，鸦片输入孔道也由广州一口扩为五口，香港、南澳、金门湾、泉州、上海则成为*鸦片的最大集散地，输华鸦片数量剧增，1848年输入鸦片38000箱，1854年为61523箱，1855年为65354箱，已超过战前输入量近一倍。中国的烟禁政策名义尚存，但因外部条件的恶化，实际执行已十分有限。1844年，两广总督耆英致函港英总督兼驻华公使德庇时，“坦率地指出，鸦片贸易可以在双方默契下进行”（注：《太平天国译丛》，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辑，第283页。）。耆英此举自然不是清中央政府的授意，也没有得到中央的批准，是其个人行为，但也清楚地表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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