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英人在口岸的特权。中方提出英商不得在上海、福州、厦门、宁波等四个新开口岸长年居住，英方不同意，坚持对英商在所有通商口岸“来往不必限以时季”，“寄居不必界以一所”，并且享有“自行买地、建屋、租房”的权利。〔17〕从而将英人在五口的活动从时间和区域上都推向漫无限制的地步。英方的反建议理所当然遭到中方拒绝。 

关于英舰在中国水域游弋。中方最初提出：战事已停，所有外国兵舰自应退出中国领水。对中方的严正立场，英方不便正面回绝，便巧妙打出允许英舰“随时来往各口管押”，协同中国政府维护通商秩序的堂皇旗号。双方协调立场，英方一方面以极为恳切的言词表示：等1842年度赔款付清后，除舟山、鼓浪屿和香港外，“所有兵船均可遣散归国，盖留兵于他国未免重赏，英国志在省费，必不留兵船于中国，不必为虑，致伤和好。”表面看来，信誓旦旦，完全认可中方立场。却又留了一条尾巴，声称英国“向有水师小船数艘，往来各口稽查贸易，也当协同中国地方官，阻止商船，不准他往”〔18〕。英方所言前后矛盾，郑重承诺等于虚无。清朝代表却大而化之，极不负责地同意英舰暂时留驻，“俟开关后，由地方官查看夷情，相机妥办”〔19〕。将国家领水主权交由地方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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