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报刊的创办地点看。鸦片战争后，随着香港割让给英国和五口通商口岸开放，外国传教士的办报活动由战前的南洋及中国华南沿海一带迅速扩展到香港及上海、福州、厦门和宁波等中国沿海城市，并逐步深入到中国内地，乃至清朝首都北京，如《中西闻见录》就是在北京创办的。19世纪60年代以后，上海逐渐成为外国传教士在华办报的集中地和出版中心，《中国教会新报》、《益闻录》、《中西教会报》等有影响的教会报刊大都是在上海创办的。

其次从报刊发行对象和方式看。鸦片战争后，由于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日益扩大和清政府对外实行妥协政策，另外传教士看到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及广大士大夫阶层对中国社会*、思想的绝对影响力和统治力，逐步认识到中国封建统治阶层是基督教能否在中国生存和传播的决定因素。因此西方传教士把报刊宣传由鸦片战争前面向中下层人士、以普通平民为对象，转为面向中上层人士、以清政府各级官员及广大士大夫阶层为对象，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来影响和控制中国人的思想，从而达到使基督教在中国生存和传播的目的。随着读者范围的扩大和发行量的不断增加，此时期报刊的发行方式为出售与赠送并行。

再者从报刊的编辑策略和方法看。这一时期的教会报刊除了仍不断宣传对华“友好”、为中国人“造福”外，为了迎合当时中国人为救亡图存“师夷长技”、“西学为用”而学习西学的需要，大量地介绍西学，以此来吸引中国读者，把介绍西学作为传教的辅助手段。另外针对中国士大夫阶层的思想特点，传教士采用了“孔子加耶稣”的宣传方针和策略，即把基督教和儒家学说结合起来，利用儒教来宣传基督教。为使报刊更为中国人喜闻乐见以吸引读者，有些教会报刊开始聘用中国人担任编辑甚至主笔，如王韬任职《*丛谈》、沈毓桂和蔡尔康等任职《万国公报》，还有《益闻录》的主编李＠①、主笔邹ｔāｏ＠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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