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西方传教士是依靠外国资本主义对华殖民侵略才取得了在中国传教和办报的特权和立足点，并随着殖民势力的不断扩张，其活动范围不断扩大，进而一时占据了中国新闻报刊业的主导地位，另外传教士的办报活动在物力、财力和人力等方面与本国相联系。这就使近代来华传教士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外国*势力，于是他们所办报刊也就往往为外国对华殖民侵略服务，为本国政府服务，从而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对华侵略的喉舌和传递情报的工具。

早在鸦片战争前，传教士主办的《中国丛报》就鼓吹对中国政府采取强硬政策，煽动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公开宣称：“根据中华帝国目前的态度，如不使用武力，就没有一个政府可与之保持体面的交往。”（注：《中国丛报》1835年1月；1936年2月。）并公开提出用武力迫使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主张，“倘若我们希望同中国缔结一项条约，就必须在刺刀尖下命令它这样做，用大炮的口来增强辩论。”（注：《中国丛报》1835年1月；1936年2月。）教会报刊还登载了大量的有关中国*体制、对外关系、经济贸易、历史地理等方面的介绍文章，为外国殖民者侵华提供了有关情报资料。更有甚者，有的报刊还直接参与了刺探、搜集和提供中国军事情报的活动，刊载了许多有关中国军队调防、兵力配备、军事设施及沿海军事布防的调查情报。《中国丛报》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由于它代表了当时在华英、美商人的意见，因而它所提供的有关中国国情的介绍、军事情报及有关对华政策的建议对当时英、美政府制订对华政策有一定的影响。该刊还直接为本国政府出谋划策，中美《望厦条约》中的许多条款就是据它所提供的建议而拟定的，其主编裨治文还亲自参加了《望厦条约》的谈判签订活动。

鸦片战争后，传教士也往往站在西方殖民列强的立场上，通过报刊对不断扩大的外国列强对华殖民侵略进行辩护，而对日益高涨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却加以反对，教会报刊就成了为西方列强侵华服务和干涉中国内政的宣传工具。有的教会报刊把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反诬为“不以不德，反以为仇”，污蔑太平天国革命军是“发逆”、“贼党”、“红头贼”，攻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孙中山是“孙逆”，说他“鼓煽狂言”，一经“拘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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