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魏源到康有为、梁启超一代代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大都是通过这些报刊“放眼看世界”，接受了西方先进科学、文化、思想的洗礼，进而思考探索救国之路的。而且西学中所带有的资本主义因素必然会冲击中国的封建制度和封建传统思想，如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对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政体，西方资产阶级民权和自由平等思想对中国封建统治的君权和封建伦理纲常，西方近代科学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结构，西方近代教育思想和制度对中国封建科举制，西方近代科技和资本主义经济对中国“重道轻器”、“重本抑末”、“重理义轻技艺”的传统价值观等方面都将发生碰撞和冲击，这对开社会之新风气、瓦解中国的封建制度、促进社会变革都有积极的作用。特别是19世纪后期，西方传教士把报刊宣传对象转向中国封建士大夫阶层，企图“争取中国士大夫中有势力的集团，启开皇帝和*家们的思想”。这样就加强了教会报刊对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影响力，加强了对中国*的影响力，从而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觉醒和思想解放，并激发起他们为救亡图存而进行社会变革的要求。
教会报刊对中国社会变革的影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对维新变法的鼓吹和推动。在这方面，《万国公报》是其中的代表，该刊发表了大量的时论文章，批判时政，鼓吹变法，倡导新政，成为当时传教士干预和影响中国政局的*宣传工具。尽管西方传教士通过《万国公报》等报刊鼓吹变法维新是为了传教和外国殖民列强的利益，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改良派维新思想的产生，促进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形成和发展。如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二书》和梁启超的《变法通议》都明显受《万国公报》所宣传的有关思想和主张的影响，而维新派创办的第一份报纸《中外纪闻》则不仅主要内容大都是转载《万国公报》的，就连报纸最初之名称也与之相同。另外当时的光绪皇帝也购阅《万国公报》，该报还为其特别推出《帝王初学》，向光绪皇帝灌输西学和维新思想。到1898年，《万国公报》的发行量高达3.8 万多份（注：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53页。）， 大大高于同时期维新派所办报刊中发行量最大的《时务报》的发行量，这足见其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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