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统计的25个省中，有21个省是在1860至1900年间传入新教的，传教士从1860年的百人增至19世纪末1500人，教徒从1860年的2000人增至19世纪末的9.5万人。至于天主教，信教人数也从1860年的40万人增至19世纪末的74万人（注：唐逸主编：《基督教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49—452页；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5、182页。）。但是，就总体而言，入教者在中国国民总数中，仍为九牛一毛。
除了基督教的传教事业的发展，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我们对近代入华的基督教的关注，似乎更应当留意到以下几点：
第一，基督教入华的传教活动与西方列强的*权益有了更紧密地联系。平心而论，近世以来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良莠混杂，动机不一，其中不乏有抱着纯正的宗教动机，为传播上帝福音而竭诚努力的人士，但也有不少为中国人视作“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这是由西方列强的对华的*利益，亦即要把中国变为它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企图所决定的（注：参见陈旭麓为顾长声所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所写的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
传教活动与*利益的胶合，在1860年后更显突出。在基督教入华史上，咸丰十年缔结的《北京条约》是一个转折。是年开始，西方传教士入华的传教活动受到了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在“传教宽容条款”的名下，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并成为外人在华的一项特权。“在这样的情形下，基督教在华传教的活动，实已大大超出了纯粹宗教的范围。西方教士远道来华布道的善良动机，已与各国当时对华的*侵略，混合为一，难于分辨”（注：李恩涵：《同治年间反基督教的言论》，载刘小枫主编：《道与言》，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19页。）。这对于清政府来说，并不是出于对基督教的了解，而纯粹是遭受英法联军武力压迫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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