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们无意把西方传教士在华的文化活动一概斥之为“文化侵略”，他们在西学的传播与中西文化的涵化方面所带来的客观上的推动作用，其积极意义是不容抹煞的，以教会办学而言，从1875年至1899年，教会学校总数增至约2000所左右（注：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前引书，第228页。）。对于这类教会学校我们除了从本质上揭示其“中华归主”以及征服东方文明的根本目标外，难道能漠视其对中国近代化所需的各类人才的培养乃至对教育和中国社会近代化在客观上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二
基督教的入华不管是“天主教还是新教，都不可能是当时中国民众心目中的“幻想的太阳”（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页。）。事情恰恰相反， 北京条约签订后的中国社会，从官绅士儒到广大民众，“反基”言词激烈而流传坊间，“反基”怒火四起而遍于神州。归纳起来，不外乎是：西方传教士的活动，具有侵略中国的阴谋；基督教是一种邪教，教内有邪僻鄙劣不堪告人的行为；基督教传布是其发动叛乱的开端，将危害中国社会的安宁；与儒家道统相较，基督教的义理是为异端邪说等等（注：李恩涵：《同治年间反基督教的言论》，前引书，第228页。）。 这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倾向。
在这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的引发下，反教行动频频发生，自1861年贵阳揭起反教斗争的旗帜至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反洋教斗争遍及神州大地，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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