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北京条约》的签订至1900年的“庚子事变”，时间跨度40年，是布罗代尔时段理论中很经典的中时段。在这一中时段内，基督教入华的传教活动与西方列强*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利益更紧密地纠缠在一起了，这种“情势”既有别于1860年之前，也与1900年之后中国基督教会史上一度出现的“黄金时代”迥异。

我们这里所要揭橥的远因则是指的心理结构（或精神状态结构），布罗代尔说过，“有些结构因长期存在而成为世代相传、连绵不绝的恒在因素：它们左右着历史长河的流速。”（注：费尔南·布罗代尔：《长时段：历史和社会科学》，载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0页。）“有些结构”， 这就是我们所要析论的潜伏于中国人中的心理结构，这或许是讨论1860年至1900年为何成为近代基督教入华史上“暴烈期”的深层原因。

三

从心理史（心态史学）的角度，探寻某一特定历史阶段人类群体的言行，是现当代国际史学一种最新的发展趋势。美国学者洛温伯格的《纳粹青年人群的心理历史探源》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关于19世纪90年代美国的“情感危机”的研究是为范例。（注：参见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71 页。）。可以从中得到启示：用现代新史学理论，尤其是心理史学理论来研究19世纪下半叶中国人的“反基”心理，也将是有所作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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