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督教入华的过程中，纯正的宗教传道动机不仅与*权益胶合，而且也与殖民者的经济利益纠缠在一起，后者尤以商业贸易为显著，无怪乎有人要称“传教士是贸易和商业的先锋”（注：美国驻华公使田贝语，见J·麦高米克：《中国市场》，芝加哥1967年版，第66 页。）了。

不过，就传教士与商人的关系而言，两者是“互相利用，又各自独立，有时甚至相互攻讦”（注：王立新：《近代基督教传教运动与美国在华商业扩张》，《世界历史》1997年第2期。）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 西人的传教活动与商业贸易的紧密联系，至本时段内更趋明显（如1887年成立于上海的“广学会”可为佐证）。即使两者因在具体追求发生矛盾乃至激化时，也不会漠视其整体利益上的一致性，这种整体利益，最主要的还是其共同的经济利益。

第三，基督教入华的传教活动与西方列强的文化渗透有了更紧密的联系。

西方列强对华的扩张，有其*的、经济的侵略，也有其文化的渗透。在这种文化渗透中，西方传教士也扮演着先锋的角色。事情往往是这样，传教士在传播“福音”、讲授“圣道”的同时，也传播了西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和宗教精神。企望从他们那里寻求一种纯客观的宗教伦理，那实在是一种幻想。即使是19世纪的最后三十年，一些标榜为“自由派传教士”的新教人士（如丁韪良、慕维廉、艾约瑟、林乐知、傅兰雅、李提摩太等人）所谓的学术传教，他们兴办学校、创建医院、出版报纸乃至从事慈善事业等等也莫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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