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案400余起，尤以19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90 年代发生的“贵阳教案”、“天津教案”和“巨野教案”等为最要者，直至1900年的“庚子事变”，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在“反基仇教”心理与“扶清灭洋”的共同旗帜下集结起来，终于把绵延40年之久的反洋教斗争推向顶峰。是什么原因使得19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末成了近代基督教入华史上的“暴烈期”？成了被时人所称的“国门开放，心门锢闭”之时期（注：海斯丁斯：《圣经辞典》序言，上海广学会译，1923年版。这篇“序言”的作者宣称：国人对于基督教入华之观念，可分为三个时期：马礼逊入华（1807年）至中英议和（《南京条约》的签订）为“国门锢，心门锢闭”之时期，自中英议和至义和团运动为“国门开放，心门锢闭”之时期；自1900年以迄于今则为“国门开放，心门开放”之时期。）？在这里，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要把这一论题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寻求它的近因（短因）、中因和远因（长因）。在我们看来，年鉴学派的第二代大师布罗代尔的“时段理论”，对此可以作出新的诠释。
在布罗代尔那里，按时间的延续长度与节奏，把历史时间分成三种：1.短时段。它瞬息即变，一掠而过，指的是一些突发性的事件，如革命、战争、条约等，这些事件如同大海表层的浪花，在整个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只能起到极其微小的作用。2.中时段。这里借用经济学中的“情势”（Conjuncture，商情，行情之意），以表示某些社会历史现象的趋势或周期，它揭示了一种较为开阔的时间度量，不是短时段中的几天、几个月、几年，而是10年、25年或50年乃至更多。3.长时段。它以变化极其缓慢、时间跨度很长为其基本特征，近乎静止不变，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长期的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布氏所说的“结构”。结构是一种网络构造，一种长期延续的实在，一种能干扰时间的作用并改变其范围与速度的实在，它同时起着支承和阻碍的作用，这种结构既有地理的、社会的、经济的结构，也有心理结构（精神状态结构）。
我们可以以基督教入华史，找到前述布罗代尔这三种时段的绝好例证。《北京条约》的签订（还包括1858年所签订的《天津条约》），成了基督教入华史的转折点，这是完全与布罗代尔的短时段含义相吻合的，不过与布罗代尔漠视短时段内发生的*、军事事件不同，我们在前文就已指出这一时段内由于基督教士依仗不平等条约的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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