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集体无意识体现了意识的传承性、持久性与母体性，要消解它吗？谈何容易，除非付出十倍的顽抗，百倍的坚韧。如果一个民族，面对变化了的现实，墨守陈规，抱残守阙，其结果文明非但不能进步，社会还会因心理的老化而丧失生命力。以基督教输入在近代中国所激起的回响来看，一种集体意识的形成与改变是何等地艰难，它需要长期的努力，瞬间的革命不可能在瞬间完成意识的转换。即使基督教取得在中国传播的合法地位，国人的抵触情绪也有所缓和，但一种来自域外没有牢靠根基的宗教注定了它在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面前，不可能马上替代传统意识，它只有扎根于本土才能参予新文化的建构过程，即集体无意识的转换过程。20世纪以后，随着基督教本色化工作的进展，这种转换过程也加快了。可见，它只有给建构中的文化带来益处，才能从根本上取得合法地位，才能获得社会集体的承认，进入集体无意识。虽然，基督教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回应当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方面，都还不尽如人意，但两者对话的前景应该是被看好的和乐观的。（注：参见钟志邦：《基督教与儒家的对话：在中国现代化中的展望》，载林治平主编：《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台湾宇宙光出版社1994年版。这里势必提出一个问题，同样从域外输入中国的佛教，为何能与中国传统文化涵化而没有遭遇到基督教这样的命运，个中原因，值得另文作深入的探讨。）

最后需要申述的一点是，现代新史学理论，不管是布罗代尔的时段论，还是心理史学理论，运用时还需要我们采取谨慎的态度，如我们运用集体无意识来诠释本文所揭示时段内的“反基”心理时，既应看到用这种理论分析其深层原因时所提供的一种新视角，以此来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坚韧性、关连性以及中西文化的差异性有其可取之处，但也不能过份夸大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力量，不能忽视1860年前后中国*形势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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