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８７４年夏，容闳完成和美国格林公司的武器交易后，从北京赶回美国。此时，陈兰彬带领的调查委员会已经结束了在古巴的调查工作。于是容闳会同美国官员杜渣和美国医生祈洛等人继续前往秘鲁进行调查。容闳到达秘鲁后，发现当地的华工“自咸丰初年拐贩起，至今计存华工约十二万有奇。此二十年中受虐以及病亡，难以数计。”（１１）在秘鲁期间，容闳广泛询问了华工遭受迫害的情况。一名叫张贵的华工在真渣岛的鸟粪山做工，他在证词中说道：“作工有定限，每日装满两大车。如不完即将两手两脚指用绳扎吊打，每日不准多饮水，若在饮水处停一二秒时，即要鞭打。每天寅正常有两三人自缢的，又有许多在鸟粪岛高处投海死，又有挖鸟粪自埋死。大凡投海具系约定一百余人，同时尽命。”（１２）除了向华工了解情况外，容闳在秘鲁的调查还得到了美国驻秘鲁公使以及其他在那里工作的美国人的帮助。美国医生乌阿尔特作证说：“华人在蔗寮榨糖，每天限工车数已满，常作到夜十点钟，都不准停工。彼时必定鞭打，不至肉飞不已，用鞭之人极残忍，第一鞭将皮揭去，第二鞭即血流……初来十二时内，即有六人受伤，一礼拜内又有六人自尽，十天内有五十人受鞭打。”（１３）为了改变华工在秘鲁的处境，美国公使建议容闳向清政府提出“派使臣来此京城保护，并与之立约，以巨款现银为质，遇有违约之处，可立与之辩白，即将此项现银作罚，秘鲁人重利，该当略好。”（１４）经过向华工广泛进行了解并深入实地开展调查，容闳很快就完成了华工在秘鲁遭受非人待遇的调查报告，其中还附有华工被鞭打的照片。
１８７５年初，容闳和陈兰彬分别对秘鲁和古巴的调查报告一起被送回北京。这些材料的公布使秘鲁政府和西班牙政府在道义上遭到了各国舆论的谴责。关于这一点，美国驻华公使西华（George F.Seward）在给美国国务卿埃瓦特（William Evarts）的信中指出：“关于中国人在美洲遭受苦难的大量信息已报告给政府，并在帝国各处传布，其结果必将严重损害西方人的好名声。”（１５）这样，秘鲁和西班牙政府在舆论上的不利处境就大大加强了中国政府在谈判中的地位。根据中国政府的要求，两国政府在达成的协议中，都明确规定要制止对华工实行的合同苦力劳役，并给予被迫害致伤的华工合理赔偿。同时还规定，中国政府可以在古巴和秘鲁设立领事馆，并派驻外交官来维护华工在两国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在和秘鲁达成的贸易协议中，秘鲁政府同意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这可以说是中国政府自鸦片战争以来在外交上以平等地位取得的最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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