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闳等人通过外交活动所取得的成就，再加上国际形式发展的需要，促使清朝政府于１８７５年决定向美国、古巴和秘鲁派驻外交公使。１８７５年１１月１４日，恭亲王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指出：“诚以日国（古巴）、秘国，于华工多方虐待，若不派员驻扎，随时设法拯救，不独无以对中国被虐人民，且令各国见之，亦将谓中国膜视人命，未免启其轻视之心……此时欲遣使日国、秘国必先遣使美国，方能取程前进，逐层开办。是美国及日国、秘国遣使一层，均难稍缓，而三国同时遣使，不易骤得多人，似以情派使臣二员，合办三国事宜为较便。”（１６）因此，清政府于１８７５年１２月任命陈兰彬为公使，任命容闳为帮办副使。在任命容闳为副公使时，李鸿章就特别指出过：“容闳熟于洋语洋律，办事奋勉，堪被出使之选。”（１７）其实，陈兰彬自１８７５年初回国参加与西班牙的条约谈判后，直到１８７８年才返回美国。在此期间，容闳实际上行使着公使的职务。
尽管容闳是中国早期对外交往中最有影响的外交活动家，但他并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完全信任；尽管他在对美外交中深受美国外交界的欢迎并实际上行使着公使的全部职能，但名义上只是一个公使帮办。这主要是由于他并非出身科举，而是由西方国家培养的人才。正如李鸿章所言，“容闳为人诚不如荔秋（陈兰彬）之颠扑不破。”但在实际的外交活动中，由于他对“洋学及西国律法探讨颇深”，所以清朝统治者不能不任用他，但这不过是“用其所长之意”。（１８）虽然如此，容闳因倡导派遣留学生赴美而开创的中国对美外交，他为增进美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而展开的社会和文化交往活动，他为中国政府收集情报和购买武器所做的多方努力，以及他对华工在秘鲁遭受迫害情况的调查为清政府在和秘鲁的谈判中第一次争得贸易最惠国待遇所作的贡献都是我们今天在研究中国早期对外关系的发展时所不能忽视的。中国的外交关系，尤其是对美外交关系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取得的这些重要进展，改变了中外关系中原先那种哈佛学派历史学家们所谓的“西方冲击中方回应”的局面，第一次在和西方列强的外交关系中，表现出主动积极的态度，为此后逐步建立对等正式的外交关系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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