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满，要求予以改变，而且要求与中国建立正式的国家关系（当然不是现代主权国家间的平等外交关系）。英国政府认为，中英两国官员的书信能否平等往来，即是两国“平等”的表现和建立国家关系的必要前提。如若英国政府仅仅是表现出上述的外交意愿，或仅仅将其意愿局限于外交领域，那么，上述两点是可以理解的。但英国政府将其外交要求与炮舰强权政策结合起来，使其原本略带近代色彩的外交要求，完全淹没于殖民侵略的罪恶之中。
1840年2月，英国政府任命乔治·懿律和查理·义律为正副全权公使，准备对华发动侵略战争。同一天，英国外相巴麦尊诬蔑林则徐“忘却对赋有英王代表身分的英国监督的应有礼遇，竟也对于该监督横施强暴和凌辱”；对英国商务监督的凌辱，即“构成对大英国主的亵渎”，要求中国对英国所派官员，“按照文明国家的惯例，加以招待，相与往来”[2](P698-701)。同日，巴麦尊又致函懿律等称：“如果中国政府派遣全权大臣到（英国）海军司令船上来同你们商谈，应以适当的礼貌和敬意来接待这些全权大臣，并应依照同女王陛下的全权公使处在完全平等的地位来加以招待。女王陛下并不要求她的全权公使享有优越的地位，但也不能容许（中国）大皇帝的全权大臣如此。”
由此看来，英国政府在与中国交涉之初，似乎并未曾要求任何外交特权。其实不然。
首先，英国政府对清廷及其官员充满了不信任感。巴麦尊曾明确训令懿律等：“不要在一个圆满的和最后的解决之前，置身于中国当局的控制之下。”[2](P710-711)其次，英国政府提出了当时清廷及其官员所不可能接受的一个先决条件，即要求清廷官员到英国船舰上进行谈判（道光帝于1840年8月20日廷寄琦善时，曾明确指出：“至所请钦差大臣亲赴彼船面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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