琦善在大沽口会见英国全权公使，英国对中英官员交往提出的要求是：清国应尊重派驻广州的英国官员（此项要求，看似合理，实则不然。按近现代外交惯例，尊重对方派驻本国外交官员的前提是，双方已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其所派外交官员，特别是公使、大使级的外交官员，应于派驻前首先通告派驻国政府，并征得其认可同意。而当时英国向广州派驻官员并未征得清廷的认可）；“文移俱用平行”等。对此，琦善回答说：中英通商多年，况且在广州通商者并非英国一国，中英仍应遵照旧章办事。义律申辩道：以前赴广州者，皆为与各国商人无异的英国商人，英商给清官府的公文，自然可以采用禀帖形式。但现在，英国政府向中国派驻的是政府官员，“而公文体制，尚循其旧”，显然与各国惯例不合。况且，中英交涉文书，“向由洋行商人接递，故往往被其把持”。因此，今后必须“文檄俱用平行，并径自往还，不由行商经手”。对此，琦善进一步解释说：英方向清国派来的虽是政府官员，但官员亦有大小之分，不能无上下尊卑之别。义律竟声称：所谓官员的职务等差，乃是就清廷自身而言，英国派驻清国的官员皆为“客官”，清国理应给予优待。[3](P426-427)

在中英交涉中，清廷君臣虽在实质内容上已经改变了某些以往的旧制，但并不愿真正放下天朝大国的架子，改变中外交往礼仪。琦善在懿律向中国要求索赔鸦片烟价时，以一种明似褒扬，实则贬抑的口气说：“惟自一月以来，贵统帅情词恭顺，并无滋扰，约言既不失信，处事亦属明白。良以贵统帅身为贵国大臣，亦能明君臣之义。（并不明言是中国皇帝与英国政府间的君臣关系，还是大清国国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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