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发展证明，我们的上述推论并非主观臆断。

巴麦尊于1841年1月9日给义律的信函中，虽也承认清廷钦差大臣与义律往还的信函“是有礼貌的，也是无可非难的”，但他仍批评义律在对华交涉中过于软弱，说义律默认了中国官员在这些文字中“隐含着的中国方面的妄自尊大”。他说：“据我看来，在你和中国钦差的通信里面，关于你在和他们交涉中要以完全平等的地位自居一点，并没有充分记住我的训令精神。”接着，巴麦尊毫不客气地批评义律：你在与中国进行交涉时，“是有意按照一项误谬原则行事的”，“有意持着过分的斯文态度”。采取这一态度，“当英国代表没有武力支持他采取一个比较坚定的处理方式时，可能是适当的。但是，目前英国海陆军已经出现于中国海面，那么在你的处境之中，这种处理方式就绝不会是必要的了。”[2](P716-718)这无异于明令义律借助英国的强大军事力量，强迫中国政府答应其一切侵略要求。

此后，巴麦尊又一再提醒义律：在同中国交涉时，必须时刻注意两点：第一，“英国政府既已作了一次重大的、费用浩繁的努力，派了一支可观的兵力到中国”，那么，英国的各种要求就必须得到满足。“你已经违背和忽视了（政府给）你的训令，你本来可以用，却故意不用那支交由你支配的兵力”。第二，作为女王的全权公使，与琦善是“平等的”，不能容忍中国官员采用一种妄自尊大的口气，“而你则自愿采取一种甘居人下的地位”[2](P724-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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