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明朗:“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林则徐集》,奏稿中,第705页。)即禁绝偷运鸦片,保护正当贸易。就连外国人办的《澳门月报》也说:“鸦片系不法之贸易,中国官府理应禁止。因禁鸦片尽其所能而行,所事皆是公正合理之事”。(《鸦片战争》,第2册,第372页。)
但是,英国资产阶级和英国政府并不这样认识问题。一想到中国禁烟所引起的连锁反应,英国的“税收可能每年遭受四百至五百万磅的损失”。(《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的史料》(下),载《经济研究》1955年第2期第110页。)他们的心情马上沉重起来,随即发出一片侵华叫嚣,他们成立了一个伦敦九人委员会作为策动侵华战争的指挥中心,授意政府正式作出向中国出击的决定。就在外交大臣巴麦尊给义律的训令和致清政府的照会中,赤裸裸地提出了一系列侵略要求,包括赔偿烟价,割让沿海岛屿,开放通商口岸,领事裁判权等等,完全超出了正当贸易的范畴。而这些非份要求,在大炮的*威下,经过清政府之手,都写进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之中。
“商品、鸦片、大炮”三部曲的历史进程,清清楚楚地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平等、正当的国际贸易对于中国社会繁荣进步有益;非法的*贸易则对中国的道德和经济有损害;而枪口下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贸易关系,则是半殖民地化的开始。
中国对外贸易主权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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