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弱；中国之弱，也不是一切皆弱，而是是弱中有强。长短也是如此。例如海战为外国之长，中国之短。至于“陆地之战，彼之所长，皆我所长，有其过之无不及也。”(55)他从当时号称“日不落”的最强大的英帝国主义的极盛中，看到其开始跌落的征兆：“泰西各国，均以经商为本务，而英吉利为之宗，所以雄视诸国者，该国之规模法度较西人本为整齐，又明避实击虚之略，故所向无前。……惟察英人近时举动，颇有志满气骄，易视与国之意，究亦外强中干，难以持久。”(56)这说明他清楚地看到大英帝国的强中之弱：“外强中干，难以持久。”他还深刻地看到，中国虽然暂时落后，但并不是从来如此，也不会永久如此。当他看到明朝万历年间制的大洋炮时，曾发出这样叹息：“然则利器之入中国三百余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以傲我，索一解人不得也。”(57)这说明，在明朝万历年间，中西方武器生产的技术还相差无几，只是近百年才逐渐落后的。他认为，只要我们能够正视自己的“弱”与“短”，既不自甘落后，又不妄自尊大：“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58)；同时又能认真学习人家的长处：“我不能而人能之，吾不可不师其长。”(59)这样发愤图强，“触类旁通”，“积微成巨”(60)，“则洋人之长皆华人之长，实为永久之利。”(61)深刻地阐明了“弱”可变“强”，“短”可化“长”的辩证法。
在沙俄占我伊犁，蚕食边境，我国面临“日蹙百里之势”的严峻形势下，很多人担忧俄强我弱，开战必败。左宗棠严正指出：“惟自古盛衰强弱之分，在理亦在势。”(62)从“理”这方面说，“我睦邻之谊，尽而又尽；彼餍足之道，加无可加(63)。我国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得道多助，全国激愤，士气高昂；俄国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师出无名，失道寡助。从”势”这方面说，“俄虽国大兵强，难与角力，……至理喻势禁皆穷，自有不得已而用兵之日。如果整齐队伍，严明纪律，精求枪炮，统以能将，岂必不能转弱为强，制此劳师袭远之寇乎！”(64)由此，他得出结论：“论理固我所长，论势亦非我所短。”(65)正是在这种强弱、长短能够互相转化的辩证法思想指导下，他在等待中俄外交谈判解决伊犁争端的同时，充分作好反侵略战争的一切准备。为此，他还对战和、胜败的关系问题作了这样精辟的辩证分析：“主战固以自强为急，即主和亦不可示弱以取侮。譬之奕棋，败局中亦非无胜着。惟心有恐惧，则举棋不定，不胜其耦矣。”(66)他深刻看到，战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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