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这两种貌似对立的斗争方式，并不互相排斥，而是可以互相配合，相辅相成。至于战争中的胜与败更不是绝对的，而是胜中有败，败中有胜，胜败完全能够互相转化。其中关键在于“自强为急”，首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他从全国一盘棋的战略眼光出发，指出中俄接界一万数千里，一旦开战，在从东到西的广阔战线上，由于客观条件千差万别，必将出现得地与失地，前进与后退，这个战场局部取胜，另一战场局部失败的犬牙交错的复杂情况。这就可以用围棋“打劫”的方法，造成“转换”和“劫活”。在给来犯者以沉重军事打击以后，最后通过外交谈判来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与民族尊严。这一辩证法战略思想是极其深刻的。
左宗棠在分析利弊、损益、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时，同样贯穿了这种互相转化的辩证法思想。他在筹办福州船政局时指出：“天下事始有所损者，终必有所益。轮船成，则漕政兴，军政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旺。一时之费，数世之利也。”(67)清楚地揭示了“损”与“益”，“一时”与“数世”即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辩证关系。收复新疆就是这种“始损终益”，“一时之费，数世之利”的光辉范例。他指出，虽然这在当时是“艰阻百倍”、“罕见其比”(68)的艰巨事业，但却是造福于中华民族的宏图伟业。它在*上捍卫了国家主权，在军事上巩固了西北边防，在经济上也决不是如李鸿章所言“徒收数千里之广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而是有着广阔的开发前途。左宗棠当时就指出：“至新疆全境，向称水草丰饶，牲畜充牣者。……若全境收复，经划得人，军食可就地采运，饷需可就近取资”(69)。“此外，南北两路物产，尚有药材皮张，吐鲁番之棉花，和阗之玉，库车之金铜铅铁，均应设筹及之。是新疆利源非无可开也。”(70)左宗棠能作出这一系列正确的战略决策，与这种辩证转化观和发展观是分不开的。他在平定新疆之后深感自慰地说：“而边塞任事之人，能见谅于后世，未必尽见许于当时。”(71)实际上左宗棠何只是“能见谅于后世”，而是应该受到后世永久的感激！
当然，左宗棠作为地主阶级改良派（洋务派）*家，自有其阶级与时代的局限性，其辩证法思想也不彻底，而是带有明显的唯心主义“天道循环论”的色彩。对此，我们不必苛求于前人。而且这些局限与缺陷，也并不妨碍左宗棠成为当时中国第一流的爱国主义的*家和军事家。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