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法实业银行停业四年之后（１９２５年），作为其后身的中法工商银行，在清理前者债务的基础上，又重新出现。它的资本由原来的４５００万法郎减为１５００万，分支机构由原来的１１处减为４处（⑦Ｄ）。虽有合办之名，但中国的资本，已不见踪迹。

　　日本对合办银行的尝试，始于１９世纪之末。而其实现则是为适应西原借款的需要于１９１８年成立的中华汇业银行。在银行筹组之前三年，日本大隈内阁就已有专门“开发”中国的东洋银行方案的酝酿。中华汇业银行的成立，实际是这个方案的继续。银行的开办资本为１０００万日元，中日各半。第一次先收一半。日方出资者主要为日本、朝鲜和台湾三银行，中方则由中国、交通两行出面。然而实际上中、交两行出资只占华股的２０％，其余绝大部分为段祺瑞、王克敏、曹汝霖等军阀、官僚所有。这些人既有私人经济实力，又有官方*地位。这家民间为表、官场为里；中国主动为名、日本导演为实的合办银行（①Ｅ），至少为日本政府提供了三个方面的业绩：

　　第一，顺利完成了西原借款在金融上的周转和经理。西原借款前后共计高达１．８亿日元。在１９２８年的中华汇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资产项下，仅北洋政府欠款一项即达１．０４亿元，占全部资产的８９．５％。这几个简单数字，充分显示了中华汇业银行在经理西原借款中的作用。

　　第二，扩大了日本银行对中国对外汇兑的参与。这是经管西原借款直接派生的一项重要业务。在上述１９２８年资产负债表中，银行经手的外汇款项达１５．３亿元（②Ｅ），相当于西原借款总额的８倍。于此可见银行外汇业务扩张的程度。

　　第三，为实现控制中国货币、金融、财政创造条件。这是日本政府早就觊觎的目标。早在中华汇业之前，中日双方就曾有过变交通银行为中日合办以实现这个目标的酝酿。由于中国政局的变化，计划没有实现。日本政府转而寄希望于中华汇业，以此作为最终兼并交通银行的过渡，以“奠定日中经济联系的坚实基础”（③Ｅ）为名，达到控制中国币制、金融、财政的目的，但是随着北洋军阀的瓦解，这家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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