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衙门”的设立对中国整个社会近代化具有助推作用。如果说中国近代的洋务运动是一场低层次的现代化运动，那么“总理衙门”对自强运动的提倡、计划，显然起了一定作用。正如西方学者谈及时说：“起初，总理衙门负责有关通商事务的谈判，但到后来成为整个‘洋务’的协调机构：‘洋务’是清政府的一种新活动，它包括对外交、外贸收入以及与贸易商人和传教士有关的一切事务的处理，也包括涉及西方事物的新计划，如外语学堂，军队训练、兵工厂、造船厂，商船和海军等事宜的管理。‘总理衙门’或者直接制定这些计划，或者在朝廷上予以提倡。因而对于自强运动努力的成败，至少是部分地取决于总理衙门的*势力。”（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43页。）虽然说社会的近代化是具有多层次，不一致等特性，但“总署”提倡设外文学堂，办洋务、求自强等新计划，都从政策和决策层面影响皇帝的决定，渐次影响社会变化，促进社会不断进化。

　　当然，谈及“总理衙门”的作用，也必然想到这个机构给中国造成了许多损失，“总署”共存40年，外国侵略者通过此机构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控制，使中国半殖民地化日趋加深。

总之，“总理衙门”的设立，确使传统的封建政权机构发生了变化，对中国外交走向世界，纳入国际轨道翻启了第一页。尽管步履维艰，但这种破旧立新的作用本身也是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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