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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晚清外交机构近代化的起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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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27:3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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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而以“恩赐”代替通商，把侵略者的入侵看作是“万国来朝”，当外人炮舰叩关，又疑惧防范，胆颤心惊。正如英国人Mark mancall说：“中国人以国家和人口创造了以自己为世界中心的形象，因此，他们尽管不是完全的但却是在很大程度上对非中国文化的昏暗世界不感兴趣，一直到19世纪中叶仍然如此。”（转引自朱雍《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91页。）这种盲目与辜息的结果，自然使主权完整的国家而变得不再完整，物产丰盈的国家变得不再丰盈，社会安定的国家变得不再安定。两次鸦片战争的侵袭及大量主权的沦丧，“天朝尊严”扫地，礼制尽摧，卖国条约即订、割地、赔款、开埠，治法、传教等皆在条约之中，使得清王朝不得不考虑调整对外的决策，而对外国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向通商各口派出领事官，并且各国领事官有权与地方官“或出文往来，或会晤面商”，（《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2。）中国办理外、国事务之钦差大臣或沿海总督有责任代奏外国国书，各国外交官员也可与中国京内大臣直接文书往来等等。这种与外接触一发不能收拾的局面，清政府为了阻止各国使节不断提出的进京靖觐的要求，于1844年设置了五口通商大臣，负责办理与各国通商善后事宜。
很显然，西方列强对于通过地方官以及礼部理藩院等部门与清政府间接接触的状况仍然不满，不惜再以武力迫使清政府接受各国遣使驻京，各国政府与外交使节可与内阁，军机处直接交往的要求。此后，首先是俄国，遇有交涉事务不再通过理藩院而是直接照会军机处。接着是英、法、美各国也如法炮制，给清政府施加压力。面临严峻的国际外交的新局面，以恭亲王为首的一大批王公大臣对于传统体制下对外交涉、政出多门以至互不通气、相互推诿的弊端也有所认识，力主建立一个统筹外交全局的新机构。1860年12月奕沂等上奏议善后事宜六条，首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于京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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