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6月，他再次致函外务部说：“华人联合抵制，万口一词，义愤正张，势难禁遏。”“目前修约之事似可稍从缓议。若商会抵制办法果能坚持到底，彼为大局所迫，不得不转而求我也。”(《外务部档·侨务招工类》，卷3318。)直到11月清廷发出禁止抵制的上谕已有数月后，梁诚仍对美国务卿说：“工禁苛严，拒约抵制，华民原有不得已之苦。而且此等举动，国民固自有权，尤非压力所禁阻。”(《外务部档·侨务招工类》，卷3323。)
梁诚等人为代表的一批较开明的晚清官员，在逐渐接受“西学”影响后，民主思想已萌芽。在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之后，清朝统治者推行“新政”，允许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使社会各阶层对外交和侨务有了发言权，出现“民智渐开”景象。从19世纪末开始，海外华侨在经济上对清政府愈来愈显示出重要性，他们也愈来愈直接地向清政府提出建议或呼吁求助，使清朝官员日益重视其利益和要求，这个时期，西方传入的近代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日渐为中国官员所了解，从而在实际中得以适用，“民情”、“民意”也成为清政府反击西方列强压力的一种工具。这样又反过来坚定了群众的信念，强化了群众运动的作用，推动反美爱国运动的高涨。
广东地方官对抵制运动的态度就很说明问题。
1905年5月，上海商务总会发起抵制美货运动后，广东各地立即响应，运动很快便进入高潮。5月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