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库罗巴特金:《俄中问题》,1913年圣彼得堡版,第192-193页。)。所有这些主张和叫嚣,都不过是沙俄政府既定政策的公开表露而已。
沙皇政府为了追逐这一目标的现实性,公开在哲里木盟王公喇嘛中搜罗内奸,组织“别动队”。一九○八年喀喇沁右翼旗辅国公海山,叛国投俄,在哈尔滨经俄国训练后送进外蒙。郭尔罗斯前旗台吉陶什陶,起兵反清失败后,一九一○年叛国投俄,“俄国疆吏即授以陆军少尉之职”(《东方杂志》,1910年第十期,第294页。),不久,沙俄派出军队将陶什陶家属从旗地“抢去”,“用俄轮运往俄国”,之后转送外蒙。俄驻哈领事馆还企图派人去招降陶什陶的余党。这些叛国投俄分子后来都成了内外蒙叛国集团的成员。
沙俄在搜罗培植、豢养这些亡命徒之外,还广泛地在内外蒙古具有很大影响的活佛喇嘛中活动,灌输亲俄意识,纠集亲俄势力。俄国间谍成群的从贝加尔湖畔、呼伦贝尔、哈尔滨、库伦等地出动,有的更“皆效僧倡装束”,专门参拜寺庙,“与蒙古喇嘛甚□,踪迹尤密”。这些喇嘛多半是蒙古贵族,既有势力又为蒙民所信仰,沙俄侵略者“结交”和“愚弄”这些人,企图做为煽动叛乱的社会基础。某些被“结交”上勾的喇嘛,常到设在哈尔滨的俄国边防军司令部蒙务科密谈。一九一○年,喀喇沁旗呼图克图喇果,两次密进蒙务科,“报告该旗重要事件”,俄国官员给了他“运动该旗蒙王使之亲俄”的秘密任务(《东方杂志》1910年第十二期,第377-378页。)。沙皇政府对这些在外蒙、内蒙有成效的阴谋活动很满意。在其一九一一年八月的政府公报上承认:“我们在蒙古的某些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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