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之志；还是公开与洪秀全抗衡以打破这种紧张的局面？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石达开采取了前种办法，可能使在革命内部产生的新矛盾公开化得到一定程度的延缓。然而，正如此后李秀成曾对洪秀全的“疑忌”一再容忍并未改变革命队伍中的“人心冷淡”局面一样，石达开这样做，也同样不可能从根本上解除在革命内部孕育着的新危机。同时，作为这次农民革命的首义诸王之一的石达开，在革命中又那样“勇敢无畏”，对当时那种逼人的现实情况又不可能不作出某种反应。至于采取后一种作法，势必使革命队伍内部出现新的混乱，这是为颇重“义气”的石达开所不取的。
石达开，早在参加“拜上帝会”前，在他的家乡就以“重义轻财”（许叔平：《兰苕馆外史》卷十《石达开》。）著称。参加革命后，这种“重义”的观念在他的思想中仍然牢固地存在着。所以广大太平军将士“喜其义气”，就连当时的外人也说石达开“是英雄侠义”。在天京暴乱期间，石达开所以坚持正义，强烈反对韦昌辉屠杀广大革命军民，极力维护洪秀全的最高领导地位，除了说明石达开经革命熔炉的锤炼在思想感情方面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之外，也是由于他对洪秀全怀有“愚忠”思想的结果。显然，这种“愚忠”，也是石达开“重义”观念的一种表现。实际上，正是由于石达开还不能彻底摆脱这种“义气”观念，于是他为解除当时的紧张状态，作出了另外的选择，走上了“出师再表真”（《石达开布告》。）的、单独抗清的道路。李秀成在《自述》中说，石达开是“被忌挟制出京”，可以认为基本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同样，许多太平军将士由于对洪秀全等人那种混淆是非的错误作法“甚不欢悦”，人心离散，才纷纷跟随石达开出走，从而使整个太平军发生分裂。
在石达开看来，他的这种抉择，似乎是“两全”之策。他既未公开与洪秀全争衡；又在出走后，怀志为太平天国“开疆报国”（转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把自己始终摆在“辅佐圣主”（《石达开训谕王千户》。）的地位，当他最后陷入绝境之际，仍公开对敌宣告，“捐躯犹可对吾主（洪秀全——引者注）”（转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可见，石达开试图以出走的办法，继续尽其对太平天国和洪秀全的“愚忠”之念。然而，在客观的实际效果上，由于石达开率军出走，使太平军发生了公开的分裂，削弱了革命的整体力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来说，石达开在革命过程中，为摆脱复杂而困难的局面，忽视了有害革命整体的严重后果，走上了使革命队伍发生分裂的道路，就此事件说来，显然是极为错误的。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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