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指出，一方面起义者“大批杀戮皇帝的官吏和佛爷的和尚之举动开始了，国家已处于千钧一发之际而受着强力革命之威胁。”“这些反正的平民中间有些人曾指出贫富之分，曾要求根据他种原则把财产重新加以分配，曾要求而且现在还在要求完全消灭私有制。”马克思又通过郭士兰先生之口说，“须知中国平民中间，有许多人从不久以前起正在鼓吹着这种学说（指社会主义学说—引者）”（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1－162页。）。另一方面，马克思指出推动太平天国革命的“直接原因”是英国人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大量鸦片和由此引起的鸦片战争。其严重后果，不仅迫使“天朝的百姓将偿付1500万或2000万英镑”（注：《马恩选集》第2卷，第31页。）的战争赔款，“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充实英国国库”，而且“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注：《马恩选集》第2卷，第14页。）正因如此，不仅使得“自古以来就对从海上入侵他们国家的一切外国人抱有反感”（注：《马恩选集》第2卷，第9页。）的中国人，到太平天国革命时，“英国政府的海盗政策已引起了一切中国人反对一切外国人的普遍起义，并使这一起义带有绝灭战的性质。”（注：《马恩选集》第2卷，第19页。）不过，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对于西方侵略者有一个从“洋兄弟”到“洋鬼子”，从幻想“助己灭妖”或“严守中立”到幻想破灭，转而认识到“我朝祸害之源，即洋人助妖之事”，清王朝“买通洋鬼、交为中国患”的痛苦认识过程。基于这种认识的转变，马克思说，中国“民众积极地而且是狂热地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他们宁愿与船同沉海底或者在船上烧死，也不愿投降，”“那么这个战争对于英国人就非常危险。”（注：《马恩选集》第2卷，第19－20页。） 

第三，尽管掌握*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不断更迭，但社会基础不发生变动。这是马克思根据东方社会和中国的自然经济结构和以它为基础的东方专制主义*制度而导致社会停滞状态所作的著名论断。马克思就太平天国革命事件指出，“这个现象，就其本身讲来并不是什么特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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