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马克思认为太平天国革命是具有广泛人民参加的革命。马克思指出，太平天国革命是在它之前十年之久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基础上“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的。这十年之久的不断起义包括了农民起义、城市手工业者和平民起义，以及白莲教、三合会、捻党等秘密社团的革命活动，还有回、苗、壮等少数民族起义。这些起义少者数千人，多者数万人参加，其成分包括了多民族多阶层的广大人民。太平军从金田起义时的万余人，到定都天京时猛增到百余万人，把“中国各地反满的革命人民都汇合到这个革命洪流中来了。”（注：范文澜《中国金田起义一百周年纪念》。）马克思指出“旧有的服务多年而在游击战中锻炼出来的正规军构成革命军的核心。其余士兵是些新招来的青年或出征时强征来的农民……地方上的一切流氓无赖都自愿归附太平军”（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8页。）。军队虽然是一个有组织的武装集团，但它的成员来源广泛，成分复杂。马克思说“在宁波，现时的太平军所讲的话有40种不同的口音。”（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8页。）正是这种广泛的人民性，使它具有“一切中国人反对一切外国人的普遍起义，并使这一起义带有绝灭战的性质”，它才成为“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注：《马恩选集》第2卷，第20页。）的性质。 

第三，从领导集团和*经济纲领看。领导集团是阶级属性的*代表，而且它是决定一切的。马克思指出，中国“社会基础不发生变动，同时将*上层建筑夺到自己手里的人物和种族则不断更迭”（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7页。）。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也属于这样一批人物，但这些人物不是单一的农民成分也不完全代表单一的农民利益和要求。洪秀全、冯云山、洪仁玕是出身农民家庭的知识分子，杨秀清是出身农民的种山烧炭工人，韦昌辉则是出身于壮族的地主，石达开、胡以晃也出身于地主家庭，周胜坤、吴可忆则是富有商人，黄玉潉则是城市流氓分子，罗大纲则是三合会的首领。后期著名将领李秀成则出身于贫民，陈玉成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可见，构成太平天国高层领导集团的成员其阶级成分是广泛而复杂的，不是单一性的农民成分。笔者不甚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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