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被认定为农民革命，这几乎成为了无容置疑的定论。然而，马克思却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国事件》等有关中国和太平天国革命的评论中，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特点，既揭露和谴责了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的罪行，又颂扬了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封建的斗争精神。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这些关于太平天国的评述中，没有一处使用过诸如“农民革命”“农民起义”的定性字样，而是使用“中国革命”，“中国的起义”，“中国人”革命，“革命的太平军”，“反正的平民”（旧中国泛称老百姓为平民）等词语。恩格斯则更明确地指出，太平天国革命是“一切中国人反对一切外国人的普遍起义，并使这一起义带有绝灭战的性质”，是“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起义民族”的“人民战争”（注：《马恩选集》第2卷，第20页。）。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并不认定太平天国革命是单一的农民革命、起义。从马恩以上表述看，他们认定太平天国革命是一次反侵略反封建的人民大革命，是以农民为主体，多阶层多民族人民广泛参加的人民大革命。马克思作出这一论断，我理解至少有以下依据：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认定当时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文明制度”的社会，“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国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注：《马恩选集》第2卷，第16页。）革命性质一般是由社会性质决定的。马、恩将资本主义前的古代社会称为野蛮时代，将资本主义称为文明时代。因此，他们在关于中国的论文中对中国使用了“野蛮人”“半野蛮人”，“野蛮政府”“半野蛮政府”的称谓。与此相对称，对西方使用了“文明人”“文明社会”“最现代的社会”的称谓。所以，当时“陷于半瓦解状态的中国”是“半文明制度”的社会即是指半封建社会，这表明当时的中国已不是独立的完整的封建社会了，而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开始渗入资本主义文明和开始沦为附属国地位的社会了，用后来的话说，便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这种社会性质基础上发生的太平天国革命，必然兼有反封建反侵略的双重任务，以同时解决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这样也必然有多阶层多民族人民的广泛参加，因而它必然是反封建反侵略的人民大革命，它有别于以往历次单一反封建的农民革命。这一看法，在《马恩选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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