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思想文化等方面具体提出了带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方案，已大大超出了历次农民革命“等贵贱，均贫富”的民主要求，表明它反映的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不单是农民阶级的愿望和要求，而且这种愿望和要求顺应了当时中国向近代化方向转变的历史趋势，接着而来的“洋务运动”便是验证。关于这一点，当时的马克思就作了以下预言：太平天国“对于文明无论如何应有非常重大的结果。”这结果就是中国可能建立“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2页。）。马克思讲的“中华共和国”指资产阶级共和国，绝不是农民革命所追求的*目标。由此可见，无论是《天朝田亩制度》还是《资政新篇》都不是单一农民阶级的经济*要求，而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
综上所述，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定性为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大革命更为符合实际，更为科学，不应定性为单一的农民革命。只有这样，才能与当时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性质相适应，才能理解它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才能理解《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的内容和社会意义，也才能理解标志中国近代化起步的“洋务运动”产生的历史条件。
三
关于太平天国革命的特点，马克思从东方社会和太平天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国事件》等专论中，提出了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以宗教为旗帜，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参加革命。马克思指出，中国延续十年之久的起义汇合成这场强大的革命，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或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注：《马恩选集》第2卷，第1页。）太平天国革命兼有前后两种形式，而宗教形式更为明显。在封建社会里，农民和人民群众乃至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往往举起宗教旗帜去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参加革命，在历史上已是普遍性规律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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