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欧洲处于沉静状态时中国却发生了震憾世界的太平天国革命呢？马克思认为是基于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中国社会内部矛盾的深层次社会原因，另方面是鸦片战争进一步激化中国社会内部矛盾的“直接原因”，是这两方面原因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结果。 

从中国社会内部矛盾看： 

马克思认为当时的清王朝是“一切都烂透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注：《马恩全集》第二卷，第634页。）的衰老没落的社会。太平天国革命前夕，中国已经历第一次鸦片战争及其不平等条约造成的严重后果。虽然中国开始由独立的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化，但社会经济结构和专制主义*结构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反而在原有阶级矛盾基础上增加了民族矛盾。当时的中国，土地兼并空前严重，“封建的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注：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党》。）地主、官僚、商人、高利贷者越来越把土地和财富集中在自己手里。据全国14省统计，40%－90%的土地集中在10%－30%的少数人手里，大批农民贫困破产而沦为租佃农。地租剥削率一般为50%－60%，最高者达80%，最低者也是“对半均分”，而且形成了地租、高利贷、商人三位一体的剥削，农民还要向国家交纳贡赋和服劳役，*上却处于无权的地位。农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土地又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土地如此高度集中和剥削率如此偏高，加上封建主义的*压迫，使得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趋于崩溃，农民和手工业者贫困破产，他们“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生活，……没有人身自由……没有任何*权利”（注：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党》。），“中国人的生活程度是世界上最低的”（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4页。）。马克思还引用皇帝谕旨中的话说“……庶儿吾民于颠沛困苦之时，”“小民其何以堪？”（注：《马恩选集》第2卷，第3页。）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带来了人民的反抗，在太平天国革命前夕，抗租抗粮抗税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遍及全国。仅1841－1850年起义事件就达110多起，几乎是“凡于无地无之，无时无之”（注：《马恩选集》第2卷，第1页。）。表明社会内部矛盾已达尖锐的程度。由于这种“社会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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