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骆秉章任四川总督,刘蓉为四川布政史,黄彭年在刘蓉幕中。都履和《翼王石达开□江被困死难纪实》主要导源于许亮儒的《擒石野史》,而许亮儒则是土司王应元的机要幕僚。骆、黄、许等人都直接参预了镇压石达开的勾当,可以称得起是知情人,应该说他们所记是比较真实的。《越□厅全志》是光绪朝修的,当是根据公私记载编写而成。这些当事人和地方志的记载,虽然细节有些出入,但却有个共同点,即敌人“诱降”,石达开“释兵表降”。
安顺场士绅赖执中说:杨应刚劝石达开“解甲归田”,“来共商善后”。石达开“见大势已去,不得已轻骑前往,杨乃设伏于凉桥,遂致被擒”(朱□:《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死事考》《东方杂志》第38卷,第21号。)。当然,如果从和平使者立刻变成阶下囚这一点来说,石达开确实是“受骗中计”了。但是,敌人的狡诈并不等于石达开“无辜”。问题的关键在于石达开亲赴敌营“共商善后”,究竟是属于什么性质的举动?他屈从敌人的意旨,答应“解甲归田”,放下武器,交出军权,自投罗网,恐怕怎么也不能算作是“忠于革命”的行动!《石达开自述》说:“达开正欲投河自尽,因想真心投诚。或可侥倖免死(《太平天国》第2册,第781页、据方诗铭同志从毛祥麟《三略汇编》中发现的新本《石达开自述》说:“达开原想投河,转念投诚出来,救全残众”。)”。石达开自述同其他公私记载是吻合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所谓“受骗中计”说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与其说“受骗中计”,勿宁说“乞降被俘”更为恰当。
有人总觉得石达开是个英雄怎么会乞降呢?其实,历史上常常出现这类矛盾现象。有些人能够在胜利进军中,驰骋疆场,同敌人殊死搏斗,却经受不起失败的考验,在军队溃散,身陷重围时,丧师辱志便接踵而来。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主客观条件。
石达开的“低首乞降”(余鸿观:《蜀燹述略》卷1。)主要导源于失败主义。
石达开一八五七年公然率部出走,企图“独树一帜”,“拥众自雄”。他在军事上放弃江西根据地,避开敌军主力湘军,陷于无后方流动性作战的困境中;在*上对太平天国的典章制度多所更改,“其动静行为,多滋物议”(《吉庆元、朱衣点等六十七将领上天王奏》,《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3期。)。一八六○年石达开转战广西时,其部众逐渐觉醒,纷纷“万里回朝,出江扶主”(《吉庆元、朱衣点等六十七将领上天王奏》,《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3期。),石达开弄得众叛亲离,心灰意冷,“想要隐居山林”(《石达开自述》,《太平天国》第2卷,第781页。),但因清政府“到处悬赏严拿,无地藏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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