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达开在倾向妥协之后，一面致书川督骆秉章乞降，并接待清方代表“与议降事”(任乃强：《记石达开被擒就死事》，《康导月刊》第5卷，第7、8期。)；一面又表示赞成部属的意见，胜则前进，“不胜则主臣赴彼清流，断不受斧钺辱”。既然已经同敌人接洽投降，又有什么“宁死不降”之可言？他此时此刻的所谓“宁死不降”云云，显系企图蒙骗部属，掩护投降谈判。

　　有人还用石达开被俘后的表现来否定他的乞降行为。刘蓉在《复曾沅浦中丞书》里说：石达开“供自金田发难之后，一切悖逆情状历历如绘。其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词气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之语。自言南面称王十余年，所屠戳官民以千万计。今天亡我，我复何惜一死！临刑之际，神色恰然，实丑类之最悍者”　。他的记载可信，问题在于怎样解释。

　　首先，石达开以太平天国翼王之尊，身经百战之躯，率部入川，本想“拥众自雄”，不料在大渡河畔陷入绝地，只好“释兵表降”。他的乞降是被迫的。所以昔日王爷的风度，战将的举止，还不时流露出来。因此，刘蓉在“提讯”石达开之后说：“其枭桀坚强之气，见于词色”(黄彭年：《代刘蓉致骆秉章禀稿》，《太平天国资料》第219页。)。

　　其次，石达开率部“投诚”，是企图“侥□免死”和“按官授职，量才擢用”。为此，他曾恳请清帝“推恩以待”。清方代表也“指天誓日”，保证“待以不死”。但当石达开率部“弃械投诚”之后，等待他们的并不是“恩赦”和“生路”，残酷的现实粉碎了石达开的幻想，使他认识到向敌人献谀乞怜是无济于事的，因而他怀着受骗的悲痛和对刽子手的仇恨走向刑场，“神色凄然，无一毫畏缩志”(周询：《蜀海丛谈》卷3，《石达开》。)。

　　究竟应该怎样看待石达开的“释兵表降呢”？

　　这里有个怎样看待农民军将领晚节的问题。

　　在阶级社会里，每个阶级都基于各自的经济地位而各有自己的特殊的气节观。

　　封建社会里的农民阶级具有二重性。农民阶级是同分散孤立的小农的生产方式联结在一起的，是劳动者，又是小私有者。农民阶级由于遭到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压迫，曾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但是，小农不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无力挣脱传统的封建思想和道德伦理观念的束缚。小农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持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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