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会盟中，张乐行发挥了领导作用。他阐述了捻军起义的正义性，明确指出：清朝官吏“以刀锯而代扑责，用贿赂而判生死。酷以济贪，视民如仇。竭万姓之脂膏”，充其“溪壑”，这才迫使捻军“大起义师，救我残黎；除奸诛暴，以减公忿。”而且与其他首领一道，筹划内部的组织联合，制订约束部众的严格纪律，坚决表示维护群众的利益，宣布“禁止抢掠，严缉奸*。贫民衣粮，不准扒运。”“仰四城乡民，各安尔业。”(《近代史资料》一九六三年第一期，第二七页。)雉河集会盟在张乐行一生中是一个重要转折，是他一个新时期的起点。从此，他便作为捻军的主要领导人出现于历史舞台。

　　会盟后，张乐行率领捻军不断出击敌人，在豫东占夏邑，逼归德，围永城，大败清朝提督武隆额部；于皖北围亳州，取蒙城，攻宿州与怀远；复东出江苏砀山、萧县（两地今属安徽），逼徐州。他们人数众多，实力雄厚，建立了一些活动基地，“且耕且战，官兵婴之辄溃败”(《心白日斋集》第四卷，第一五页。)。

　　然而，数以万计的捻军仍是“居则为民，出则为捻”(《捻军》第一册，第四五页。)，满足于获取财物，负载而归，组织程度和斗争水平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作为盟主的张乐行是负有责任的。他“好利逐末”(《捻军》第二册，第一○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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