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困难面前，张乐行没有气馁，带领捻军主力向淮南进发。一八五七年三月初，他们在霍丘、六安交界地区同太平军会师。两军会师淮南，是和当时形势分不开的。捻军因为受到清兵的沉重压力，必须争取太平军的帮助；太平天国由于一八五六年的天京变乱，力量大为削弱，急需团结友军一致对敌。共同的斗争把他们联结起来。张乐行意识到这一点，主动派龚得树、苏添福等迎接太平军；太平军豫天侯陈玉成、合天侯李秀成等也率部北上应合捻军。通过这次会师，捻军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太平天国的领导。两军旌旗齐奋，向敌人发起强大攻势，占领了安徽正阳关和霍丘，取得初次战果。

　　张乐行坚持与太平军联合的方针，与自己队伍中的分裂行为进行了斗争。一八五七年秋，捻军退出霍丘、正阳关，转至六安，随后在对待同太平军联合的问题上，捻军内部发生严重的意见分歧。以刘永敬（即刘饿狼）和刘天台为代表的一部分捻军主张不与太平军协同作战，坚决要回雉河集，独自行动；张乐行和龚得树断然反对退回雉河集，主张同太平军继续合作。虽然当时淮北捻军家属生活困难，安全受到威胁，应当考虑适当解决，但采取分裂行动是错误的，因为只有同太平军紧密联合，才能有力地抗击共同的敌人清朝政府，而各自为战，势必削弱两军的力量，便于敌人各个击破。北归老家的思想，无疑是农民起义队伍中分散主义和保守思想的反映。两种*主张的对立难以调和，最后张乐行和龚得树定计杀了刘永敬和刘天台，然而，内部的严重分歧没有因此解决。蓝旗部众对张乐行、龚得树“产生了埋怨情绪”，其他的旗头也有“戒惧”，加之捻军各部之间本来存在一定的分散性，这样，不仅蓝旗部众纷纷北归，“其他各部捻军也都在几个月之内，先后回到淮北”(《安徽史学通讯》一九五九年第六期，第五八页。)，以致减弱淮南捻军的力量。

　　为了清除这种消极影响，张乐行曾经作过努力。捻军攻占怀远、临淮和凤阳后，他对北归的捻军一再发出《檄文》，批评那种“各思苟安之计”，指出“回家固守土圩，徒知抢掳，利己之私，久则足以自毙。”希望“有志成大业者，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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