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将本省兵额实数报部，中央征调军队，督抚不敢怠慢。自咸丰时起，湘淮军及其后张之洞的“自强军”、袁世凯的北洋军等，都成了半地方化、半私人化的军队，并不绝对听命于中央，兵额实缺亦不遵制向兵部报告。“兵部除绿营之外，各省勇数且不能知，若一旦有警，各省皆自顾疆圉，不能恤人”，“即有严旨申饬，亦不过循例遣员带兵至境，或薄资数万，旋即中止，自非其师弟姻亲交义甚笃者，罕闻有邻省助兵助饷之事。”(康有为：《官制议》，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53页。)
（二）财权下移，督抚逐渐掌握了地方财政大权。皇帝掌握军权与中央集中财权互为表里；督抚掌握军权也是与他们掌握财权密切相关的。清代前期与中期一切财权统于户部，通过制定收支科目和收支标准，保证一切财政收支都作为国家收支，从而实现中央对财政大权的控制。各省布政使司系户部派出机构，代户部分掌一省财政，各省盐运道、粮储道、税关监督也是户部的分支。“一省岁入之款，报明听候部拨，疆吏亦不得专擅。”(《江西牙厘请照旧经收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这种体制一直延续到1852年。太平天国控制长江流域富庶省份之后，部库藩库藏帑殆尽，无款可拨，各省于是截留税收，自己筹饷，遂开财权外倾之渐。1853年清廷逾令京饷由各省每年将库款尽数报拨解部“改为按年定数指拨解部”(《光绪十一年八月二十二日奕譞等奏》，《洋务运动》第3册，第542页。)。这一变化赋予了地方督抚控制财权的合法权力。清政府责成督抚筹款上解的办法，形成了以省为单位，包括藩、运、粮、关和其他财政局所的地方财政系统。各省自立收支科目和标准，自立财政、税收和金融机构，中央集权财政体制遂陷于瓦解。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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