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行政人事权下移，督抚扩大了对官吏的支配权。清代中期以前，行政人事权统于中央，地方上虽有总督“综制文武，察举官吏”，巡抚“考核群吏，会总督以诏废置”，但每省均由中央派出布政使和按察使各一人。布政使掌一省之行政，司全省财赋出纳；按察使握一省刑名按劾之权，“掌振扬风纪，澄清吏治”(《清史稿校注》卷一二三，志九八，职官三，（台北）国史馆印行1986年版。)。他们非督抚属员，作为中央的使者且有牵制督抚的作用。咸丰以后，伴随着督抚军权与财权的扩大，布政使和按察使亦渐成为地方督抚的属员。诚如康有为所说：“昔者布政、按察，实为一省长官，其印为方，其衔曰使，于例本可专职奏事者也。惟累压于督抚积威之下，岂惟不敢上奏乎，乃至不敢贻书政府。夫以两使为使者之尊，位冠全省百僚，州府县厅为所排遣，而抑屈不得少行志竟如此，况其下焉者乎。”(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43页。)支配两司是督抚行政人事权扩张的重要标志。此外,他们以军务紧张为词，不拘常例，奏调保举人员，致使“保案踵起”。《清史稿》称曾、胡“荐贤满天下，卒奏中兴之功”。由于曾国藩权势日大，清廷甚至屡谕其保荐督抚大员。按清制，总督权限可奏请黜陟文职道府以下、武职副将以下。因此，曾国藩开始时还诚惶诚恐地上奏说：“封疆将帅，惟天子举措之。四方多故，疆臣既有征伐之权，不当更分黜陟之柄。宜防外重内轻之渐，兼杜植私树党之端。”(《清史稿校注》卷一一六，志九一，选举四，（台北）国史馆印行，1986年版。)后来朝廷竟屡次谕令曾国藩保荐封疆将帅，表明疆臣“不当更分”的“黜陟之柄”，实际上已经分了；宜防的“外重内轻之渐”也无法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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