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人*地位的提高不能不引起素享特权的满洲贵族的忌视。所以太平天国被镇压之后，西太后即开始奉行削夺汉人督抚和湘淮将帅权力的政策。曾国藩惮于功高震主，主动遣散湘军；彭玉麟宁可垂钓西湖，亦不肯进京任兵部尚书。于是亲贵用事，湘淮将领为督抚者多不安于位。梁启超后来说：“中兴诸勋臣，所以不能兴维新之治者，虽由其识力之不足，抑亦畏那拉氏之猜忌悍忍而不敢行其志也。”(《中国积弱溯源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到了甲午战后，广大汉族爱国官绅和士大夫要求变更“祖宗成法”，以期救亡图存。满洲亲贵中的封建顽固势力以为变法维新“利汉不利满”，抵拒变法，倡言排汉，其代表人物则为慈禧宠臣刚毅。“变法者，汉人之利而满人之害”，就是他的口头禅。到了20世纪初年，排满革命的声浪遍布全国，满汉问题赫然成了社会舆论关注的热点。“汉人倡排满，满人讲排汉”，以至于国民不论贵贱、男女、老幼，其“心中脑中无不萦结于满汉问题”，舍此便“无所谓思想，无所谓事业”(乌泽声：《满汉问题》，《大同报》第一号1907年6月。)。这种情况的发展使满洲贵族的统治基础日益动摇，汉族官僚士大夫的离心倾向与日俱增。

　　光绪末年，鉴于满汉矛盾的尖锐，清朝统治者一面弹唱“平满汉畛域”的高调，一面加紧排斥汉员，集权亲贵。1907年实行的中央官制改革，在13个大臣和尚书中，满族贵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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