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对地主武装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在整个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地主团练武装始终以太平军为敌。特别是在太平天国后期，地主武装在太平军占领区不断骚扰，配合清军与太平军作战。曾国藩组织的地主武装——湘军不断壮大，成了太平军的主要敌人。面对这样的形势，太平天国领袖们缺乏清醒的认识。在太平天国后期的官、文书中，虽也将地主团练武装指称为“妖勇”、“妖匪”，但在具体处理上，有时却以民事对待，过于宽容。一位太平天国将领曾发布晓谕说：“查察尔等乡城之民，闻得内有充当妖勇，理宜均斩不留。本大臣体天父有好生之德，我主天王既东王列王有爱民之心，格外从宽体恤，赦过前愆，容尔等悔改自新，不得仍蹈故辙，各宜向化，炼好心肠。”(《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6页。)有时则只重攻剿，不注意发动穷苦百姓与地主、富绅进行斗争。以致在清军向太平军大举反攻时，江浙一带团练纷起，配合清军作战，太平军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

　　第三，把一些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处理，模糊了敌我界线。太平天国内部若有人叛变投敌，或者与地方乡绅、地主助妖为乱，太平天国严加惩治是理所当然的。但有些规定却失之偏颇，没有考虑到一般百姓的利益。如太平天国有一张布告这样写道：“凡某处乡民如有受妖蛊惑，顽梗不化，不遵谕、不识天、或纠乡愚，或作暗害侵扰我军者，及纵妖谋害我使者，定将该某城乡镇市尽行剿洗，鸡犬不留，民勿相怪。”(《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1页。)这样处理，似乎太简单化了，既扩大了打击面，又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同样，在战争环境下用一定的法律、条规、纪律来约束军民，也是无可厚非的。但在处理违犯天条天规者时，处罚过于严厉。从太平天国的官、文书中可以看出，太平天国早期把第七条和吸食鸦片者都被斥为“妖”而被处以极刑。这种异于常理的处罚很难令人信服。

　　综上所述，太平天国官、文书中的“妖”具有多重特定含义，但主要的还是指革命对象；太平天国领袖对革命对象的认识既有值得肯定的东西，又有其局限性。因此，太平天国革命的发展壮大和最后失败，都可以从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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