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太平天国领袖对清朝统治者和一般官兵也能区别对待。虽然，太平天国官、文书对清朝统治者和一般官兵都称为“妖魔”。但太平天国领袖们还是看到了两者之间的差别。在太平天国对敌人的布告中，太平天国首领历数清朝统治者的种种罪行。“自明季凌夷，鞑妖乘衅，窜入中华，盗窃神器，……迄今二百余年，浊乱中华，钳制兵民，刑禁法维，无所不至……实足令人言之痛心，恨之刺骨者矣。”而对一般官兵则既往不咎，认为他们“为妖官妖兵，亦皆是天父之子女，不过从前误为妖用，不能不听其驱使，遂至助妖为害，同天打斗，虽迹可恨，情实可原。”(《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48页。)若能弃暗投明，涤除旧染，敬天识主，倾心归附，天朝将一视同仁，妥加厚待。太平天国将领将清朝统治者与一般官兵区别对待，对瓦解敌军是有一定帮助的。

　　毛泽东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普遍现象，太平天国革命也不例外。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太平天国领袖不可能对当时的阶级状况进行科学的分析，而团结真正的朋友，攻击真正的敌人。在对待革命对象的问题上，太平天国领袖的认识至少有以下几方面局限。

　　第一，对帝国主义缺乏正确的认识。太平天国领袖有时也把外国侵略者视为“妖夷”，但往往限于同拜上帝的理解，也把他们称为“兄弟”。如1858年，洪秀全发布《赐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诏》，把额尔金等呼为“西洋番弟”，并称：“朕据众臣本章奏，方知弟等到天都，朕诏众臣礼相待，兄弟团圆莫疑孤。朕虑弟们不知得，故降诏旨情相孚。西洋番弟朝上帝，人间恩和在斯乎。”(《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4页。)显然，洪秀全认为洋人和自己都信奉“上帝”，因而是能够象兄弟一样和平相处的。1860年，李秀成率兵进攻上海，遭到英、法联军的抵抗，伤亡惨重，未能进入上海县城，乃引兵撤退。李撤兵时给英、美、葡领事发出一信，信中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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