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从法制与时代的关系来看。洪仁玕站在19世纪中叶的时代高度，从中国与世界相互关系的角度，胸怀改革与开放的伟志和决心，愤怒地批判了中国封建反动统治者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的愚昧虚骄态度，深为“中国从前不能为东洋之冠冕，暂为失色”，感慨不已。他认为“前之中国不如是”，即不如西方近代国家先进。就是因为“毫无设法修葺补理，以致全体闭塞，血脉不通，病其深矣。”而要“以救时弊”，更要“与番人并雄”，洪仁玕提出必须以“因时制宜，度势行法”，作为改革法制的指导原则。而洪仁玕认为，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邦法”先进，“国法密深”，“纲常大典、教育大法”优越。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强大，原因就在这里。洪仁玕从“度势行法”这一命题出发，主张移植西方法律，采行近代资本主义法律制度，对中国的法制制度来一番“革故鼎新”（《英杰归真》）。因此，他要求“立法之人”，除了必须具备一般应有条件外，尤其是放眼世界，“熟谙各国风教”，参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法制来制定中国的法律、法令。
第三，从法制与生产方式的关系来看。洪仁玕主张秉行西方资本主义法制制度，赶上世界近代先进国家，一个根本性的内容，就是主张实行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立法，以改变旧中国封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促进和保护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希图中国走上民族独立的、资本主义的道路。1859年洪仁玕提出的、经天王洪秀全旨准颁行的《资政新篇》，实际上是否定了1853年冬洪秀全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规定的取消一切土地和财产私有、取消私人经济、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等，以期实现“四同两无”（“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空想农业社会主义，提出了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譬如说：一、主张发展近代交通运输和邮电事业，准许富民出资开设书信馆和新闻馆；二、主张颁布保护私人投资法，鼓励兴办私家银行，发展金融事业。“准其获利十分之三”，拟办保险事业；三、主张允许私人投资开采矿山，并规定产业资本的剥削率，准其获利达百分之二十；四、主张奖励科技发明创造，实行专利保护法，保障自由竞争；五、主张颁行劳资法，允许剥削，采用雇佣制度，反对奴隶劳动，废除人身依附的封建制；六、主张从维护民族独立、保护民族经济的立场出发，在外国资本主义“不得毁谤国法”的前提下，“许其通商”。
第四，从法制与遵行的关系来看。洪仁玕十分强调“法制以遵行为要，能遵行而后有法制”，这也是“千秋不易之大经”，“万不容已之急务也”。他认为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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