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发生的用刑过滥、无罪牵连、妄杀无辜的严重弊端及其危害，吸收了我国古代*家、思想家法律思想中的民主精华，特别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近代刑法制度为楷模，提出创立“罪人不孥”的制度，废除株连法，主张一人犯罪一人受罚；无论犯罪性质、罪行大小，一律实行“罪人不孥”、刑止一身的政策。否则，“若连累及之，是迫之使反也”。洪仁玕还针对封建法制中的严刑酷罚、重刑轻罪原则，及其与太平天国带来的严重影响，从人道主义出发，及时而又鲜明地提出了慎刑少杀、废除酷刑、“善待轻犯”的主张。对待“轻犯”，要给一条“改过自新”的道路，罪犯“期满释回，一以重具廉耻，二以免生他患”。至于那些“大罪宜死者”，也不要点天灯、五马分尸、斩首、剥皮、桩沙，只用大架吊死，象西方近代国家的处以死刑那样。为了防止和减少错捕、错判、错杀，洪仁玕还强调审理案件一定要注重事实，不允许伪造证据，制造混乱，颠倒是非。对“妄证者”，不能饶恕，一定要“同罪”处罚。至于因不明真相而检举不实的百姓，却要加以保护，对群众的意见应该加以尊重。不难看出洪仁玕这些主张，无不带有鲜明的反封建的民主色彩，具有保护人权的意义。
第七，从法制与教化的关系来看。洪仁玕主张贯彻法制，既要严惩罪犯，同时也应从教育感化入手，引导人们生活走上正轨；在严申法令的同时如果能辅之以法制教育，就可以使人们知法、畏法、守法。因为，教化是“治人心恶之未形者，制于萌念之始”；法律是“治人身恶之既形者，制其滋蔓之多”。因此，教化与法制应该结合起来，“教法兼行”。“教行则法著，法著则知恩”。只有“法外辅之以法”，才能“入于德”，“刑外化之以德”，才能“省于刑”。只有实行“教法兼行”、“非不教而杀”，才有助于人们“免生罪念”，使一些触犯法律的行为“制于萌念之始”，防微杜渐，防止或减少犯罪的发生和蔓延。在进行法制教育的方式上，洪仁玕提出了各种办法，主要的是两点：一、设立新闻官，发行报纸，“昭法律，别善恶，励廉耻”，对人民群众普遍进行知法、守法的法纪教育。二、利用类似公审的形式进行群众性的法制教育。判处一些重大刑事案件，特别是处以死刑的案件，一般都要召开群众大会，“先彰其罪状并日期，则观者可以股栗自儆”。
从以上七个方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洪仁玕改革法制的主张，既坚决扬弃了中国几千年封建主义法律制度的流毒，也与日益严重封建化的太平天国法律制度相区别，而是要采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制度。这难道还有什么置疑的吗？
既然如此，那么洪仁玕改革法制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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