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自然谈不上依法、执法；可是单有立法，还不能说有法制。因为有法不遵行，不严格依法办事，再好的立法也只能是一纸空文。为此，他提出建立必要的类似西方近代的监察、检查机构制度。这就是他所构想的“兴各省新闻官”。对“新闻官”的人选和职权，应该是：一、“其官有职无权”，即对各部门违法乱纪的官员有检举参劾之责，而无直接处分之权。二、“官职不受众官节制，亦不节制众官，即赏罚亦不准众官褒贬”。这类官员自成系统，独立于行政部门之外。三、“新闻官”人选，一定要“性品诚实不阿者”。四、其任务是专门收集各省各种报纸呈缴中央，了解各项兴革大法的实施情况，检查各级官吏的忠奸、善恶。这种“新闻官”显然与中国封建时代的“台谏”之官相区别，他最大的特点是重视社会、群众舆论，能够观察中外报纸所反映的各种社会动态而有兴废。这是洪仁玕受了西方国家近代法制影响而主张的一项重要改革措施。
第五，从立法和立人的关系来看。洪仁玕强调“治国立政”的关键，“惟在乎设法用人之得其当耳。盖用人不当，适足以坏法；设法不当，适足以害人，可不慎哉！然于斯二者并行不悖，必于立法之中，得乎权济。”这里，洪仁玕提出了改革法制，必须做到立法与立人相结合的原则。在这一重要结合点上，洪仁玕着重要求的是：一、立法者既应熟悉中国的国情，更要了解当时世界的发展状况，使其所制定的法律制度，能够符合“时势之变通”、“审势而行”。二、“为官者”必须奉公守法，以身作则，刚直不阿，不畏权贵。洪仁玕认为，“盖法之质，在乎大纲”，一经制定，就要“一定不易”，坚决贯彻而能否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立法者和*“有以主之，有以认真”。只有“奉行者亲身以倡之，真心以践之，则上风下草，上行下效矣。”如果法律、法令只是惩罚普通的平民百姓，对“为官者”、特别是身居“高官”者，没有约束强制力，那就会“法立弊生，人将效尤”，作乱不已。洪仁玕愤概地指责道：后来法制废弛，“岂法不善屿？”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实奉法者毁之尔。”因此，他主张贯彻禁革陈规陋习、歪风邪气、腐败现象法律法令时，“先要禁为官者，渐次严禁在下”。“惟在在上者，以为可耻之行，见则鄙之忽之，遇则怒之挞之，民自厌而去之，是不刑而自化，不禁而自弭矣。”主张对那些严重破坏国家法制的人，“无论其高官王位”，一定要“明正典刑”，直至“律以大辟”。只要做到法制“严明则人皆服法”。
第六，从法制与人权、人道主义的关系来看。洪仁玕主张执法要严，对罪行累累、证据确凿的犯罪分子，必须坚决打击，严惩不贷。但同时又强调绝不能滥杀无辜，重刑轻罪。他针对清律野蛮的株连之法，以及太平天国在司法实践中，尤其是“天京变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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