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今天海内外史家，都有各自的评论。洪仁玕自己声称，他改革法制的主张，是一种“革故鼎新”，“己所窥见之治法为前古罕有者”。“前古”，从我们的观点看，就是古代的封建社会，“前古罕有”，即为几千年的封建时代所不曾有过的，具有“新世界”的实质。这种“新世界”，洪仁玕由于不懂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的五种类型，没有明白指出这就是资本主义新世界，然而我们今天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不难断定，他所希图建立的“新世界”，当是“与香人并雄”的近代中国，他所窥见并想移植的“治法”，当为西方资产阶级近代法制。
近代中国最早的留美学生、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容闳，1860年10月到达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与干王洪仁玕晤谈之后，谈到对他的印象，说：“干王居外久，见识稍广，故较各王略悉外情，即较洪秀全之识见，亦略高一筹。凡欧洲各大强国所以富强之故，亦能知其秘钥所在。”（《太平军中之访察》）在天京见过洪仁玕的英国人富礼赐说，洪仁玕“立志甚高”，“在南京各王中确是独一无二的人物”（《天京游记》）。近年，西方历史学家在评论洪仁歼玕说，“他的研究从神学到西方科学和*经济学，不但使他成为太平天国领袖中文化最高的人，而且是西方文化最早的传播者之一。”（《剑桥中国史》卷10）
无论从洪仁玕的自我评估，还是从近现代海内外各阶层人士对他的评价，尽管有差异，但有一基本点却是完全相同的，他的的确确“比他们前辈提供了新东西”（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新”就新在他冲破了封建帝国闭关自守的枷锁，也冲破了农民小生产者狭隘保守的精神世界，认真地在观察世界和自己国家的命运，提出了并以期实现自己“窥见之治法”，从而取得“驱逐胡虏，宰治中原”的胜利，进而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也能够成为“东洋之冠冕”。这里，人们就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从洪仁玕改革法制、振兴中华的主张看，他属于什么样的阶级属性？是地主阶级改革派？是农民革命民主派？是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还是洋务派？目前，要对此作一个肯定、一般的结论，是不现实的，但谈谈个人不成熟的、探讨性的意见，以就教于中国法律史学界，还是应该允许和有益的。
判定一个*家、思想家属于哪个社会阶级、阶层的代表，当然要看他的家庭出身、阶级成份是什么？但似应重在他的*思想表现，考察剖析其*思想代表和反映了社会上哪个阶级、阶层的利益和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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