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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戊戌政变中袁世凯的 告密 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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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36:3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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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二十三日，翰林蔡金台给驻日公使李盛铎有信：“袁乃密白略园（荣禄），电庆邸达之”（注：《骨董琐记》，第517页。）。依笔者拙见，更倾向于接受袁在北京告密的说法。谭嗣同夜访行动在北京，“围园劫后”的目标在北京，袁本人和维新党人当时也均在北京，揆度常理，袁似没有必要回津报告，以事情的急迫和袁的活动能量，完全可以就近在北京找着告密对象。返回天津，反倒是舍近求远打草惊蛇了。但无论告密地点是在北京还是天津，上引种种材料均将八月初四日作为告密时间，这也正是袁氏日记中只字不提的“失却”的那一天（注：袁世凯“长于记忆。某人一为所见，某事一为所闻，类能终身不忘。”《近代稗海》(3)，第9页。）。《戊戌日记》在初三日以前，对袁住所均有明载，面见谭嗣同后，却不见有关住宿地点的记录，这也是前后不一的。愈是不记，愈说明心中有鬼。八月初四日傍晚“申刻”，慈禧不经通报，突然提前从颐和园返回皇宫（注：《光绪朝起居注册》，台湾收藏本，转引自《戊戌变法史研究》，第527页。），发动政变，与袁世凯的神秘行踪难脱干系。如所周知，袁世凯从来就不是君子，也不会受背朋卖友的心理束缚，曾与袁长期共事的张謇在政变发生后写道：“是儿反侧能作贼，将祸天下，奈何！”（注：江苏南通市博物馆等编：《张謇全集》第六卷（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414页。）这是浃骨浸髓的知人之言，是人告密绝非偶然。
再次，来自袁事后所受的非常礼遇。初五日，袁世凯请训后返天津，于此，《国闻报》报道：“练兵大臣袁慰庭侍郎于初五日早赴宫门请训，即于是日出京，乘坐十一点四十分钟火车至下午三点钟到津。圣安棚茶座在火车站，同城文武各官咸往迎迓，一时颇为热闹。”（注：《练兵大臣抵津》，《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大张旗鼓，仿佛在欢迎一位功臣凯旋。八月十日(9.25)，朝廷“电寄荣禄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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