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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戊戌政变中袁世凯的 告密 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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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36:3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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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次，对若干疑窦试作解答。疑窦一，如果袁世凯在见到谭嗣同后旋即告密，谭即为第一“凶犯”，那么为什么慈禧等没有立即下令抓捕谭嗣同？清廷拿问谭是在初八日，京官魏允恭当天给在上海的汪康年写信：“今晨五更又奉密旨拿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等四人。弟亲见步军统领监送登车，想已发交刑部。惟林旭尚未寻着。”（注：《汪康年师友手札》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116页。）何以解释慈禧等的行动如此迟滞？答疑：这当是因为慈禧是经验老到的统治者，政变又是非常大事，其操作起来极其慎重。以当时局势的轻重缓急，最重要的当然是宫内的皇帝，只要将其控制，其他的都不足虑，所以她贯彻先宫内，再朝外，先光绪，再康有为，再军机四卿，再其余党人，范围由内向外逐步扩大，政变手法十分富有层次和节度。当间，袁世凯还对谭嗣同施展缓兵计。在谭袁临分手时，袁对谭的一番话颇阴险：“以我二人素不相识，你夤夜突来，我随带员弁必生疑心，设或漏泄于外人，将渭我们有密谋。因你为近臣，我有兵权，最易招疑，你可从此称病多日，不可入内，亦不可再来。”据袁称，谭嗣同对这番话“甚以为然”。袁已经把谭嗣同视为“志在*作乱无可再说”的“谋乱”之臣，却又如此言说，合乎情理的解释只能是借此稳住谭嗣同，便于其告密后从容行动罢了（注：《戊戌日记》，《戊戌变法》（一），第552-553页。另按：谭嗣同此前一直住在南海馆，初四日午后迁寓浏阳馆，或与袁世凯的劝告有关（《诡谋直纪》，《近代史资料》总63号）。）。疑窦二，既然袁初四日已经告密，为什么还要在第二天让光绪继续召见他，让光绪召见手握重兵的袁世凯岂不是很危险吗？答疑：袁既已“反水”，召见与否，对后党来说已无危险。光绪召见前安排已定，遽然取消，反而会提前引起中外猜疑。实则，袁世凯早就同维新党人成陌路，袁在新党力荐下被超擢，却摆出一副不以为喜反以为忧的扭捏伪饰姿态，“自知非分，汗流浃背，立意疏辞”，到处张扬“无寸功，受重赏，决不为福。”还拜访刚毅、裕禄等后党重臣，“备述无功受赏，万不克称，并商王（文韶）尚书，拟上疏辞。尚书谓：出自特恩，辞亦无益，反着痕迹，甚谓不可。然此心怦怦，殊不自安。”次日召见谢恩时，袁“复陈无尺寸之功，受破格之赏，惭悚万状”（注：《戊戌日记》，《戊戌变法》（一），第549页。）。这固然有袁向后党表明心迹的装摸作样在里面，也有他在两军决战前夕避祸脱逃的真心状在其中。袁来京后，只与后党人物往来，不见主动拜访任何维新派和帝党人士，光绪召见时，袁也只对张之洞等“老成持重”者作力荐，对新派人物则多方指责（注：《张文襄公全集》卷一百五十六，文华斋，1928年，第29页。）。反映出此时的袁世凯与前此强学会时已有大区别，在新旧党争白热即将摊牌的前夕，袁作为嗅觉敏锐的势利政客，已经有意识地与新派疏离，而与后党套近乎。这甚至发生在袁世凯来京之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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