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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戊戌政变中袁世凯的 告密 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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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36:3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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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即刻来京，有面询事件。直隶总督及北洋大臣事务，着袁世凯暂行护理”（注：《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光绪二十四年八月辛卯，（台北）华联出版社，1964年。）。可见慈禧为首的朝廷的信任有加，若袁对慈禧没有大功劳，很难想象慈禧会在如此关键的时刻将如此重要的职务授予。八月十一日，曾十分活跃的杨崇伊上折：“应请即日宣召北洋大臣荣禄来京，以资保护。至北洋紧要，不可一日无人。司道代拆代行，设有要事，尤恐缓不济急。可否请旨饬大学士李鸿章，即日前往暂行署理。究竟曾任北洋，各将领皆其旧部，紧要之际，似呼应较灵”（注：《掌广西道监察御使杨崇伊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66-467页。）。此乃不知底细的事后建议，但所开列的内容，慈禧等不会没有想到，舍李鸿章等重臣而选择袁世凯，不消说，朝廷的安排是经过慎重掂量的，“世凯虽资洛尚浅，而以戊戌告变，帘眷已隆”（注：徐一士：《一士类稿一士谈荟》，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第362页。）。如果照一般理解的那样，袁世凯是在返津后于初五或初六日才将党人密谋报告，天津方面将此情报转达北京还要更晚，而此时，政变已经发生，慈禧及后党最危险的时刻业已过去，袁氏所为已是马后炮，除了加重党人罪名，对慈禧来说，并无大的价值。所以，将告密时间后移的说法，很难解释袁世凯为什么会突然间从疑犯变为功臣。反之，若没有告密，又何以索解后来光绪对袁的那种死难瞑目的深仇大恨，“日书项城名以志其愤。隆裕视疾，盖常见之。及大渐，闻书片纸，私与隆裕曰，杀余者某人”（注：枝巢子：《旧京琐记》，《戊戌变法》（四），第309页。）。这里，告密时间的早晚具决定意义。正因袁世凯在初四日就已经完成了告密过程，所以，此后他的行动便比较从容，次日，他结束陛见后，不着急地在车站等候官员同行，返回天津见到荣禄后也只是“略述内情”，因有外客来访，袁也就不急于把情况讲完，“约以明早再造详谈。次早，荣相枉顾，以详细情形备述”。荣、袁两次谈话的核心内容也不再是如何保护慈禧，而是如何保护光绪，两人“筹商良久，迄无善策”（注：《戊戌日记》，《戊戌变法》（一），第553-554页。）。假如袁在此前没有告密，事态异常紧急，以荣、袁的地位和精明，办事岂能如此怠慢？再者，若是袁此刻才告密，处在危境的是慈禧，而非光绪，荣、袁的操心岂不是南辕北辙？合理的解释只能是袁在京城已告密，回津后复将情况汇报荣禄，这时，处在危境的已不是慈禧而成了光绪，要维护光绪又不招致慈禧的猜疑才是需要反复筹商也难有“善策”的事。之后，荣禄到京，也确实在调和两宫关系上作了工作，使光绪政变后受辱状况略有改善。（注：《字林西报》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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