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再论戊戌政变中袁世凯的 告密 问题 |
 |
时间：2007-3-9 17:36:34 来源：不详
|
|
|
 词之，而以为立言得体也”。同日，光绪对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的召见也可依此诠解。（注：《古红梅阁笔记》，第25～26页；王庆保：《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一），第493页。）疑窦三，若是袁世凯已经把维新派的武装谋划泄露，为何在初期的逮捕状中没有“围园锢后”的“滔天”罪名？答疑：政变后，朝廷要旨在拿获党人，至于安什么样的罪名倒还在其次。其间还有一个落实罪状的环节，需提请注意，不仅初六日拿问康氏兄弟的通令仅只是称其“结党营私，莠言乱政”，没有涉及“围园锢后”的内容，就是在初七日通缉康有为的电谕，初九日治罪“军机四卿”的谕令，以及十一日审讯党人罪案的谕旨中，也都对此只字不提；即便是十三日处斩六君子的上谕，虽不交内阁明发，而以防止泄密的“廷寄”发出，对此也还是无所披露（注：该上谕云：“……康有为心存叵侧，广结党羽，大逆不道，罪不容诛；康广仁、杨深秀等与之同谋；谭嗣同等于召见时语多挟制，同恶相济，均属罪无可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不能说，到这时，慈禧等还不知道“围园锢后”的谋划。朝廷第一次公布这一“罪名”的时间是在十四日，以往通缉令中的笼统说法在这天有了首次改变，“上以惩逆布告天下”（注：谢兴尧整理：《荣庆日记》，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30页。），对党人“罪行”进行了全面清算和具体罗列，可视为朝廷的正式判决结案书，既是公布朝野中外关注的大案，叙说当然要周详，上谕明确写到： “前日竟有纠约乱党，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按：“立破奸谋”一句很是可圈可点，说明慈禧觉察此谋在时间上的“立即”）（注：《上谕》，《戊戌变法》（二），第99-103页。）。之后，一般人“始知有结党谋徒置太后事。盖先欲剪除太后党羽，故撰密旨，令袁世凯擒荣禄，即以新军入都移宫”（注：孙宝瑄： 《忘山庐日记》（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61页。）。可见，论者以“罪名”说词的前后变化来证明袁告密没有引出政变，只是引出六君子被杀的见解缺乏严密的逻辑史料支撑，它在时间上并不能证明慈禧等没有迅速得知“围园锢后”的情报，而只能说明此案关系重大，牵扯帝后宫禁和血腥杀戮，须费时日慎重处置， “捕康党六人，廖（寿恒）尚书拟旨，两圣阅毕，久之始下”（注：《异辞录》卷三，第144页。）。有经验的政变发动者为尽快控制局势，迅速逮捕人犯，减少社会纷扰，一般均不愿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