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次，来自外人的记述。列强中，日本是对中国朝中变化比较关注，情报来源既多且准的国家。其时，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曾致电外相大隈重信：“太后于9月19日突然回宫，直隶总督荣禄也在同一天化装来到北京与慈禧密谋。”（注：日本外交档案，转引自《戊戌变法史研究》，第526页。）我们现在知道，关于慈禧回宫的时间，林权助的报告无误。慈禧突然改动回宫时间，在当时清廷高层也没有多少人知道，却被日方打探得实，情报的迅速和准确令人惊叹！至于荣禄来京一事，因缺乏旁证，难以坐实。但于情理来说，并非没有可能。来自外人的记述还有一则，长期担任清朝海关官员的H.B.Morse称：初五日这天荣禄曾在颐和园和慈禧会议（注：H.B.Morse,The Inter national Rel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Shanghai,Hongkong & Yokohama,1918,Vol.3,p.144.）。黄彰健认为：“很可能Morse将初四的事误记作初五……荣禄见太后应在初四日申刻以前”（注：《戊戌变法史研究》，第527页。）。果真如此，那么，在中外时局紧张之际，荣禄居然离开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岗位，秘密微服来京，只能说明，朝中有大举动，必须他来会商。这里再次证明初四日是一关键。有学者提出，政变不是在初四日而是在初三日就已发生，理由是初三日宫廷的办事程序已经有了重要变化：“还拟定办法，恭呈慈览，俟发下后再行办理。”（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这道上谕表明光绪已不能自行处理政务，而必须先向慈禧请示后才能办理，也就是说，权力在这时就已经转移到慈禧手中（注：林克光：《戊戌政变时间新证》，《历史教学》1987年第3期。）。这种见解援引的证据相当有力。但也不是无可争议的确说，其最难解释之处是，既然慈禧在初三日就已接管了权力，为什么还要在这一天，让对其构成最大威胁的光绪“侍晚膳毕，驾还养心殿”，单独回宫（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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