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康、梁为代表认为通过改良，可使中国富强，制造了一整套反映民族资产阶级利益愿望和具有中国当时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知识分子思想的理论体系，我们称之为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称这种*派别为资产阶级改良派，以区别于稍后兴起的（当时已经出现的）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应该说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只要看，康有为等为变法维新提供的理论根据，是利用儒家今文经学的旧形式来“托古改制”。这在儒家思想笼罩、“积习深矣”的形势下，在用“祖宗之法”来压人，用孔子之经来骗人的情况中，确曾起过一种打破迷信，解放思想的启蒙作用。但他们要进行资产阶级性的改革，捧出的仍是封建时代的圣人，只是把孔子乔装打扮，“托古改制”。要改封建之制，却又“托”封建之“古”，仍旧想从儒家经籍中找出变法的依附，想借孔子的亡灵给他们以帮助。以便使迷信孔子的人，信奉改良派改装了的孔子的“神”；想使迷恋经书的人，咀嚼改良派揭橥的“微言大义”。以便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历史的新场面。那么，康有为等改良派主张向西方学习，又不能摆脱封建的束缚；要改变封建的中国为资本主义的中国，又和封建势力有联系。他对封建卫道者的借孔子以维护封建秩序极为不满，又想依援孔子儒经推行他的维新大业。从而塑造出“维新改制”的孔子，以对抗“述而不作”的孔子。要的是新制，用的还是旧经。这样，就注定了他“救中国”的办法，不是采取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革命办法，而是采取在不根本动摇封建专制制度基础上进行*改革的改良办法，演成了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反映了开始登上*舞台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从他们的组织形式来说，虽然有强学会、保国会一类组织，对争取团结一部分地主、官僚出身的知识分子和促使光绪皇帝对变法的赞助，起过一些作用。但是没有坚强的领导，没有明确的*纲领和组织原则，没有严格的组织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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